注：本文發(fā)表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年第3期，轉載請務必注明出處。為方便閱讀，本文省略了實證研究部分、腳注與參考文獻。全文請參見中國知網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網站。

【內容提要】傳統(tǒng)觀點認為，貨幣國際化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市場化過程，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模式則沒有歷史先例。國際政治經濟學通常強調國家和政治因素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但缺乏相應實證支撐。鑒于此，作者以政治穩(wěn)定性為切入點，探討了政治因素對于貨幣國際化的作用，發(fā)現政治穩(wěn)定性不僅直接影響國際貨幣發(fā)行國和使用國對該貨幣的支持程度，還通過貨幣信心渠道、金融市場發(fā)展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影響了該貨幣國際化水平。政治穩(wěn)定性上升可以降低貨幣發(fā)行國的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增強貨幣信心和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增加資本管制政策的獨立性，進而推動貨幣國際化水平。在此基礎上，作者將國內沖突、國際沖突和政治風險指數作為政治穩(wěn)定性的代理變量，使用中介效應分析方法研究了政治穩(wěn)定性對1970-2020年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等國際儲備貨幣份額的影響。研究證實了政治穩(wěn)定性影響貨幣國際化的理論，并發(fā)現政治穩(wěn)定性更多通過影響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和資本賬戶開放度以影響貨幣國際化水平。上述結論對于協調政治穩(wěn)定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全方位多角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啟示。

【資料圖】

一 引言

對于政治因素是否在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發(fā)揮作用這一問題，經濟學研究觀點存在分歧。一方面，歷史經驗以及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表明政治因素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大部分經濟學研究觀點認為貨幣國際化是由純經濟因素決定的市場化過程，政治因素在其中不起作用。雖然有少數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從理論層面指出了政治因素的影響，但由于缺乏系統(tǒng)的經驗證據支撐，關于貨幣國際化問題的研究長期由主流經濟學者主導。本文以政治穩(wěn)定性為切入點，試圖將政治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框架，通過計量分析回答以下問題：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有何影響？其影響機制如何？本文首先從理論上探討了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指出政治穩(wěn)定性不僅直接影響貨幣國際化水平，還會通過貨幣信心渠道、金融市場發(fā)展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對貨幣國際化產生間接影響。更進一步說，本文以國際儲備貨幣份額為研究對象，用中介效應模型對政治穩(wěn)定性的影響進行了計量分析。

本研究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有重要借鑒意義。2009年至今，人民幣國際化經歷了兩個周期，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正處在第二階段的上升期，尚未超越第一階段的波峰時期，即2015年年初的水平。總結經驗教訓可知，除中國的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和資本賬戶開放等經濟層面的不足外，中美競爭加劇以及國際政治互信也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的影響及其機制，有助于我們從政治角度出發(fā)，綜合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因素，提出更為完善的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策略。

二 文獻評述

國際經濟學家杰弗里·弗蘭克爾（Jeffrey Frankel）通過對美元、馬克和日元的國際化歷史進行簡要分析，證明了貨幣國際化都是市場自發(fā)實現的，而不是由政府或民族情緒推動進行的；經濟規(guī)模、貨幣信心和金融市場深度是國際貨幣地位的基本決定因素。在另一項研究中，弗蘭克爾將影響貨幣國際化的經濟因素概括為基本面因素（產出和貿易水平）、貨幣信心（通貨膨脹和匯率變動）、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和網絡外部性四類。這成為研究該問題的基本框架，后續(xù)諸多研究均遵從該框架。

當然，部分經濟學研究注意到了政治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但仍然局限于對總體影響的考察。出于數據可得性的考慮，相關研究主要集中考察政治穩(wěn)定性和軍事實力等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如彭紅楓等人將政治穩(wěn)定性和軍事實力加入動態(tài)面板模型中以考察二者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政治穩(wěn)定性和軍事實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動貨幣國際化。沈悅等進一步證實了彭紅楓等人的研究結論。龔秀國和于恩鋒則實證考察了聯盟關系的不對等會對聯盟內各經濟體貨幣國際化水平產生的不同影響。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研究指出，在西方國家組成的聯盟關系中，美國由于其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而處于強勢地位，其他西方國家則處在弱勢地位。這種不對稱的聯盟關系賦予了美國“關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雖然其他西方國家獲得了美國的軍事安全保護，但必須接受美元的國際地位等諸多限制。其他西方國家在嘗試推進本幣國際化時不得不對由此產生的軍事安全損失和收益進行權衡，聯盟關系反而成了這些國家貨幣國際化的掣肘。日元國際化以失敗告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qū)一直都是美元區(qū)；歐元在中東地區(qū)始終影響較弱，也主要受到美國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僅從經濟角度理解貨幣國際化引發(fā)了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不滿。早在1971年，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就對僅從經濟層面分析英鎊國際化的做法進行了批評，指出需要建立一種“關于國際貨幣的政治理論”。按照貨幣權力的不同，斯特蘭奇將國際貨幣分為頂級貨幣、宗主國貨幣、協商貨幣和中性貨幣四種，充分體現了各類別國際貨幣的國際地位和貨幣權力。李巍指出長期從市場角度進行純技術性分析使得關于國際貨幣競爭的既有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貨幣國際化的成敗不僅取決于市場條件，還受制于廣泛的國際政治因素。戴維·安德魯斯（David M. Andrews）等國際政治經濟學者也指出貨幣國際化的過程是各國競爭、限制和占有國際貨幣權力的過程，體現了國家權力之間的對抗與平衡，其首先是一種政治現象。陳雨露等指出貨幣國際化是國家競爭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謀求貨幣國際化的動力不僅僅源于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政治權力特別是大國霸權也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重要影響。王湘穗從幣緣政治角度闡述了世界格局的變化與未來，指出幣緣政治的核心是控制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權力。

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傾向于從歷史和理論層面分析政治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弗蘭克爾指出美聯儲的建立是少數精英的自發(fā)行為，是為了應對金融恐慌而非實現美元國際化；在論證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他也絕口不提政治因素的推動作用。相反，眾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美元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貨幣體系變遷的政治因素進行了全面分析。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通過歷史分析指出，沒有證據表明國家對貨幣國際化沒有幫助，國家是否支持對貨幣國際化的結果至關重要。崔亨奎（Chey Hyoung?Kyu）則重點說明了國家的推動力量尤其是國家決策者和美聯儲在美元崛起中的重要作用。楊玲通過對英鎊國際化歷史的考察，發(fā)現英國強大的海權為英鎊的流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阿蒂什·戈什（Atish R. Ghosh）和凱瑟琳·申克（Catherine Schenk）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鎊衰弱的原因，發(fā)現政治因素而非市場因素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亨里克·普拉斯切凱（Henrik Plaschke）指出，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依賴制度和政治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典型案例。美國一方面以巨額貸款和經濟援助為條件迫使英國答應簽署以“懷特計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協定》以及取消英鎊區(qū)的英鎊／美元兌換限制等，造成了英鎊大幅貶值和國際地位快速滑落；另一方面通過“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竭力對其進行經濟滲透和控制，強化歐洲對美元的依賴性。同時，美國還通過政治軍事聯盟和海外駐軍維護美元的核心地位。冷戰(zhàn)時期，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數量達到高峰。1967年，美國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擁有1000多個軍事基地，駐軍及家屬近百萬人，占美國軍隊總人數的1/4。直到現在，美國依舊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擁有400多個軍事基地。研究發(fā)現，有美國駐軍或與美國簽訂防務條約的國家的貨幣基本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

歐元的發(fā)展歷程充分表明體現了政治因素在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1999年歐元誕生時，人們曾對其替代美元的地位充滿期待，但歐元國際化的現狀令人倍感失望。研究表明，歐元區(qū)缺乏承擔國際貨幣角色的區(qū)域內制度支撐，不能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用一個聲音說話”，而歐洲軍事實力的不足和對美國軍事力量的依賴同樣不利于歐元的國際化水平取得突破。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的確立及爭奪是大國博弈的目標之一，所有成功的國際化貨幣均高度依賴于一個特定的國際秩序，該秩序的建立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國際政治博弈的結果，而國際政治博弈依賴各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可以說“國際貨幣發(fā)行國必須首先具有強大的政治實力做后盾，軍事力量則是政治主導權最直接的體現方式”。

在理論層面，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政治因素的內涵、總體影響及影響機制進行了梳理。首先，政治因素主要包含政治聯盟、政治制度、政治穩(wěn)定性和軍事實力四個方面。李權研究了安全聯盟對匯率制度和貨幣錨選擇的影響，發(fā)現加入防衛(wèi)條約的國家會選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并盯住其盟國。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在選擇匯率安排時更有可能與其軍事盟國掛鉤。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指出，雖然美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在逐漸下降，但各國脫離美元的地緣政治意愿并不強烈，無論是貿易、投資還是貨幣盯住均會受到同盟關系的影響。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則重點探討了政治制度和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他指出，政治制度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有促進和不確定兩種觀點，相較于政治制度，政治穩(wěn)定性所起的作用更為明顯。贊成者的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度往往會遵守對選民的承諾，政府人員會受到更多的監(jiān)督，進而最有能力做出發(fā)展深度和流動性金融市場所需的可信承諾；同時西方民主制度更容易遵守對國內外債權人的承諾，在國際上保持良好的形象，進而使人們對其貨幣抱有信心。反對者的理由是，現實中很少有證據支持西方民主制度促進貨幣國際化的結論。如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發(fā)現，在“光榮革命”之后英國主權債務的利率幾乎沒有下降的跡象。與政治制度相比，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如英國和美國政局的長期穩(wěn)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進程。馬丁·麥圭爾（Martin McGuire）和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指出，政權在公共領域投資的意愿會隨著其執(zhí)政時間的縮短而減弱，蘇拉菲爾·吉爾瑪（Sourafel Girma）和安賈·肖特蘭（Anja Shortland）則通過統(tǒng)計分析證明了政治穩(wěn)定與金融發(fā)展的相關性。

其次，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政治因素在貨幣國際化中發(fā)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埃里克·赫萊納（Eric Helleiner）重新審視了斯特蘭奇的國際貨幣概念，提出了政治因素影響貨幣國際化水平的理論框架。他指出，政治因素既會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產生直接影響，也會通過影響貨幣國際化水平的經濟因素———貨幣信心、流動性和貨幣交易網絡———對貨幣國際化產生間接影響。崔亨奎進一步總結了這一框架，強調了國家的重要作用和政治經濟因素的交互影響。

通過梳理既有文獻可以發(fā)現：第一，大部分主流經濟學研究忽視了政治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雖然有個別學者運用計量方法對政治穩(wěn)定性和政治聯盟的作用等進行研究，但僅關注其總體影響，缺乏對政治因素影響機制的探討。第二，雖然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政治因素的內涵、總體影響和影響機制進行了詳細的理論分析，但缺少相應的實證研究。本文將外匯儲備貨幣份額作為貨幣國際化的代理變量，嘗試引入政治穩(wěn)定性（即國內沖突、國際沖突和國家政治風險），從總體影響和影響機制兩個角度對政治穩(wěn)定性影響貨幣國際化進行實證研究。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兩點：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嘗試將政治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框架，通過中介效應模型對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的影響機制進行計量分析；二是在研究結論上，本文發(fā)現了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渠道，這對充分認識政治因素在貨幣國際化中的作用以及合理利用政治因素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三 理論假設

斯特蘭奇指出，宗主國貨幣和協商貨幣的形成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如英鎊區(qū)的英鎊和法郎區(qū)的法郎，而頂級貨幣的形成主要受經濟實力等經濟因素的影響，如20世紀50年代的美元。事實上，除中性貨幣外，所有貨幣均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只是影響幅度不同。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發(fā)展，美元不再是頂級貨幣，除瑞士法郎等個別中性貨幣外，國際貨幣基本都屬于協商貨幣范疇，均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政治穩(wěn)定性作為政治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重要影響。本文吸收斯特蘭奇和赫萊納的研究成果，分析政治穩(wěn)定性的影響機制。

（一）政治穩(wěn)定性的直接影響

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直接影響體現在國家對貨幣國際化的看法及推動作用上。宗主國貨幣和協商貨幣體現了政治因素的直接影響。斯特蘭奇指出，宗主國可能將其貨幣強加于殖民地或從屬國，該貨幣被稱為宗主國貨幣。宗主國貨幣具有顯著的政治含義。隨著宗主國政治穩(wěn)定性下降或者政治風險上升，該國貨幣會由頂級貨幣退化為協商貨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英鎊。

宗主國的政治穩(wěn)定性會影響協商貨幣背后的博弈結果，進而影響該貨幣的國際化水平。協商貨幣形成背后的政治和經濟考量較為復雜。協商貨幣發(fā)行國決定促進或阻礙其貨幣國際化取決于國內國際兩個層面的因素，包括貨幣國際化的獲益部門和受損部門之間的沖突、決策者對貨幣國際化收益和成本的看法、貨幣發(fā)行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以及其他國際貨幣發(fā)行國的行為等。在貨幣國際化的初期和衰退階段，當貨幣的內在經濟吸引力不足以使其成為頂級貨幣時，國家在其貨幣國際化中的作用可能尤為重要。如20世紀初期，美國決策者鼓勵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qū)國家增加對美元的使用。協商貨幣發(fā)行國的政治穩(wěn)定性是國內部門沖突、發(fā)行國和盯住國政治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發(fā)行國國內政治穩(wěn)定性越高，該國越有可能推進貨幣國際化的決策，得到國外支持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貨幣發(fā)行國政治穩(wěn)定性越強，政治風險越小，則該國貨幣越有可能成為國際貨幣。而一個國家是否支持使用外幣也可能受本國政治穩(wěn)定性程度的影響，國內各利益部門的壓力、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與本國政治穩(wěn)定性密切相關。本國政治穩(wěn)定性越弱，則越有可能通過盯住他國貨幣的方式對他國示好并爭取其支持。如出于國家安全考慮，為獲得美國的“核保護傘”，20世紀60年代在美元風雨飄搖之際，聯邦德國和日本依然選擇增持美元儲備、幫助美元渡過難關，而沒有選擇推進本幣國際化。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１。

假設1：政治穩(wěn)定性會直接影響貨幣國際化，貨幣發(fā)行國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會使該國就推進貨幣國際化形成合力，從而提升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水平。

（二）政治穩(wěn)定性的間接影響

相關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性會通過貨幣信心、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和資本賬戶開放程度等經濟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產生間接影響，這些因素均與貨幣國際化水平正相關。

1.貨幣信心渠道

相關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性可以通過提升貨幣信心來保證其貨幣國際化水平。根據門齊·欽恩（Menzie Chinn）和弗蘭克爾的研究，一種貨幣的信譽表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分別體現為通貨膨脹和匯率兩個指標的變化。作為記賬單位和價值貯藏貨幣，國際貨幣應該有相對穩(wěn)定的幣值，否則人們會因為信心動搖放棄該種貨幣。人們對貨幣的信心可能不僅來自貨幣發(fā)行國的經濟基本面，還來自其政治穩(wěn)定性。貨幣發(fā)行國的軍事實力、國內國際沖突數量等都是其政治穩(wěn)定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較少的國內國際沖突反映出該國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進而推升了市場對該國貨幣的信心。例如，雖然美國面臨經濟增速下滑、債務負擔嚴重以及經常性賬戶赤字等經濟問題，但由于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美元依舊是主導貨幣和危機發(fā)生時的避險貨幣。相反，雖然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提振了人們對歐元的信心，但歐洲無力在貨幣事務、政治事務以及安全事務上獨立且統(tǒng)一地發(fā)揮作用，這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歐元的信心。

需要說明的是，軍事實力和戰(zhàn)爭對貨幣信心產生的影響稍有不同。軍事活動往往是政治活動的組成部分，一般而言，越強的軍事實力自然對應著越強的貨幣信心。而戰(zhàn)爭對貨幣信心的影響因戰(zhàn)爭結果的不同而不同：戰(zhàn)爭勝利往往伴隨著貨幣信心的提升，戰(zhàn)爭失敗則預示著貨幣信心的滑落。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政治穩(wěn)定性會間接影響貨幣國際化，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穩(wěn)定幣值、提振貨幣信心，進而提升貨幣國際化水平。

2.金融市場渠道

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性可以通過提升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和流動性來提升其貨幣的國際化水平。以本幣計價的發(fā)達金融市場不僅可以給國內外投資者提供豐富的投資和避險產品，還能保證市場的流動性，這對于貨幣國際化而言必不可少。吉爾瑪和肖特蘭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一國政治穩(wěn)定會提升其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一方面，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直接反映一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國內國際沖突的減少和國內各部門之間利益沖突的下降，能夠穩(wěn)定該國通貨膨脹和長期匯率水平、提升貨幣信心、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發(fā)展。另一方面，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表明國家可以更為完善地處理國內矛盾，避免政策朝令夕改，增強政府承諾的可信度，進而增加本國金融市場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提升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水平。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可以提升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水平，進而提升貨幣國際化水平。

3.資本流動渠道

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一國貨幣占比以及國際投資者持有的金融資產數量是衡量該國貨幣國際化水平的重要指標，該國國際資本流動或者資本管制程度會影響這些指標的變化。因此，有學者認為資本賬戶開放是貨幣國際化的前提。理論上，政治穩(wěn)定性不僅會顯著改變一國的資本流動狀況，還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度，兩者共同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產生影響。一方面，隨著本國政治穩(wěn)定性提升和政治風險下降，國際投資者對本國的貨幣信心將提振，外國資本流入本國，持有的本幣資產增加，貨幣國際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隨著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該國可以獨立實施資本流動性限制政策，在國際環(huán)境較好時放松資本管制，提升貨幣國際化水平。相反，當本國出現政治動蕩或政治風險上升時，資本往往大幅流出，資本管制收緊影響該國的貨幣國際化水平進程。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會提高本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度，進而提高貨幣國際化水平。

四 計量模型、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定（二）變量選?。ㄈ祿f明

五 回歸結果分析

（一）中介效應檢驗（二）中介效應分析

六 結論

本文認為，弗蘭克爾的研究有兩個誤區(qū)：一是忽略了政治因素對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二是在歷史研究中刻意回避政治因素的作用。通過文獻梳理和理論分析發(fā)現，政治因素不僅可以直接作用于貨幣國際化，還通過影響經濟基本面和流動性等貨幣國際化的經濟因素對貨幣國際化產生間接影響。本研究以政治穩(wěn)定性為研究對象，將國內沖突、國際沖突和政治風險指數作為政治穩(wěn)定性的代理變量，通過對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五大貨幣1970—2020年國際儲備貨幣份額的變動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發(fā)現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從其中介效應或影響渠道來看，政治穩(wěn)定性主要通過金融市場發(fā)展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產生影響。在理論層面，政治穩(wěn)定性會顯著影響貨幣信心，但實證結果顯示金融市場發(fā)展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的顯著性水平更高、力度更大。一方面，國內沖突數量的增加會降低一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和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進而對貨幣國際化產生負面影響。從中介效應占比來看，國內沖突對貨幣國際化造成的影響完全由中介效應傳導，其中，金融市場發(fā)展渠道占比為35.401%—41.370%，資本賬戶開放占比為58.630%—64.599%。另一方面，國家政治風險的下降會提升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進而顯著提升貨幣國際化水平，具體影響機制是：國家政治風險的下降會提升貨幣信心，導致資本流入，進而對該國金融市場發(fā)展產生正向影響。從中介效應占比來看，流動性渠道占總效應的占比為14.286%—70.000%。

上述結論不僅是對弗蘭克爾觀點的有力反駁，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也具有重要啟示：第一，應重視政治穩(wěn)定性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作用。保持政治穩(wěn)定性需要降低國家政治風險以減少國內沖突，關注國計民生以保證社會經濟狀況的平穩(wěn)發(fā)展，具備強有力的軍事實力以保證國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第二，要注重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資本賬戶開放和基本面等經濟因素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發(fā)展，保持經濟基本面的基本穩(wěn)定。雖然本文的主題是探尋政治穩(wěn)定性對貨幣國際化的影響，但并不否認經濟因素在貨幣國際化中的作用。相反，政治穩(wěn)定性的提升不僅可以提升本國的政治影響力、政治信譽和金融市場發(fā)展水平，而且可以減少國內出臺某項政策的阻力，進而獨立實施有利于本國的資本流動管理政策。同時，經濟基本面因素對貨幣國際化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始終保持政治穩(wěn)定性、堅定不移推進國內金融開放、有序開展資本賬戶開放以及始終保持國內經濟基本面穩(wěn)定有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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