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影像小組在位于豐臺大葆臺附近的快遞倉庫組織放映

家很遠，家鄉(xiāng)更遠

從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駱錦強需要把一條地鐵線路從頭坐到尾，再換乘公交車。不堵車的話，他一個半小時能到家。這個“家”，是他租住的一間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從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車，再加9個小時大巴，“折騰一整天”。

來自河北的彭彭，最喜歡北京的地鐵。一節(jié)節(jié)車廂“夾雜著情緒，承載著夢想”，在城市的地下穿梭，像一頭巨大生物的血管。地面上，都市飛速生長著，地下的“血管”里，“流淌”著為了建設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

這個90后的年輕人，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條地鐵三分之二的地鐵站名。地鐵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歲的楊龍一張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聽口音很難判斷出他是河南人。小學四年級時，他被父母從鄉(xiāng)下老家接到北京，從“留守兒童”變成了“流動兒童”。

近20年過去了，家鄉(xiāng)成為他記憶中一個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長大的外地人”。

他們身上貼著標簽——打工者二代。他們踩著父輩的腳印，從農(nóng)村走進城市，想要扎下根來。他們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長大，在城市的邊緣地帶租房。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jīng)結(jié)婚，開始養(yǎng)育打工者第三代。

《野草集》鏡頭中的某民辦小學

“打工者二代，是出生和成長在改革開放的這一代。與打工者一代相比，他們受過相對更好的教育，在物質(zhì)上也更寬裕。他們對城鄉(xiāng)差距的感受更明顯，比父輩更想留在城市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盧暉臨教授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但這些打工者二代，也經(jīng)歷著更加明顯的城鄉(xiāng)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除了生活上實際遇到的問題之外，他們還需要面對自己內(nèi)心的割裂感。”

對他們來說，家很遠，家鄉(xiāng)更遠。

沒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樣多

彭彭的父親是2009年來北京的，在工地上干活。2011年，還在讀高三的彭彭也來了。他在北京當了兩個月保安，就老老實實回家上學去了。

后來，彭彭每年都會來北京，在各式各樣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暫居，到處打工或?qū)嵙暋?016年，他參加了 “新工人影像小組”。

王德志是小組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辦者之一。他來北京時剛滿18歲，刷過碗，送過水，發(fā)過小廣告。他經(jīng)歷了兩次閱兵和一次奧運會，見證了北京的房價從一平方米幾千元漲到幾萬元，地鐵線路從個位數(shù)變成兩位數(shù)，高樓越來越多，車也越來越多。

王德志稱自己是打工者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書架。

他的兒子在北京出生長大，但他調(diào)侃“只是暫住”。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鏡頭對準了打工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軼一起，完成了劇情片《移民二代》和紀錄片《野草集》。

在全國總工會2010年發(fā)布的《關于新生代農(nóng)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新生代農(nóng)民工被界定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nóng)就業(yè)為主的農(nóng)業(yè)戶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農(nóng)民工中的一部分。他們是“回不去家鄉(xiāng)”的一代，又是“難以進入城市”的一代。

楊龍愛看書，喜歡看《平凡的世界》，小時候“最瘋狂的夢想”是當作家。他還記得，同齡人韓寒剛出名的時候，他把《三重門》讀了好幾遍。

如今，夢想和生活離得越來越遠。初中畢業(yè)后，楊龍去當了快遞員，很少再拿筆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積蓄攢了攢，承包了一個快遞站點?！兑泼穸防锏膸讉€年輕人，最后選擇的出路，同樣也是承包了快遞站點。

“那些場景就是在我那個倉庫里拍的，”楊龍回憶，“其實拍的內(nèi)容也是真實的，在給快遞員開會的場面。”

他在那場戲里客串，出了鏡，而這部電影里的其他演員和工作人員，大多是和他一樣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學校的同學。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像小組”組織了幾次試映。他們在楊龍的快遞倉庫里架起投影儀，擺了一排排椅子，請了一些快遞員工和工友來看。影片節(jié)奏舒緩，第一個場景是男主角騎著電動車，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主題曲悠悠地唱著：“沒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樣多。”

一些人踏踏實實坐在椅子上，把這個100分鐘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離場了。

宋軼發(fā)現(xiàn)認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從小在城市里長大的打工者第二代。而那些提前離場的，雖然和“二代”們的年齡都差不多，同樣是85后90后，卻是在農(nóng)村出生成長，長大后才到城市來打工的，他們表示，比起看電影，時間更應當用來做和他們的工作效益掛鉤的事。

“相比來說，在城市出生長大的移民二代，會顯得更懶散一些。”宋軼發(fā)現(xiàn)，在打工者二代看來，那些碎片的時間，就算都拿來賺錢也沒什么用，房子還是買不起，城市的戶口仍舊得不到。還不如稍微娛樂一下。

更何況，看的還是一部與自身處境有關的電影。

在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熊易寒教授看來，隨遷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趨勢，正在成為一個不可忽視、不可逆轉(zhuǎn)的事實。他們不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2017年發(fā)布的《2016年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調(diào)查報告》，2016年我國農(nóng)民工總量達到2.8億。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nóng)民工，正在逐漸成為農(nóng)民工群體的主流，占全國農(nóng)民工總量的49.7%。比起上一代，這些年輕人很少會選擇建筑或制造行業(yè)。

“他們更喜歡做小生意，或者選擇服務業(yè)，還有些會去做社會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戶籍的同齡人，打工者二代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會低一點，但雙方的價值觀差距很小。而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看著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熊易寒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他們不再屬于農(nóng)村，很多人沒下過田，叫不出地里農(nóng)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農(nóng)村。有的甚至記不住老家所在鄉(xiāng)鎮(zhèn)的名稱。他們的雙腳，更習慣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認，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所認同的城市還沒有正式接納他們”。盡管這些打工者二代，已經(jīng)在城市里定居，在官方的定義里，他們依然是流動人口。

他們的戶籍仍然在鄉(xiāng)下老家，如同一條看不見的線，無論相隔百里千里，仍然遠遠系在他們的身上。

出路在哪里?他們愿意重復父輩的經(jīng)歷嗎?

駱錦強來北京時還不到10歲，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環(huán)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稱為“大雜院”，地面上永遠有渾濁的積水。相隔一條馬路，是超過二十層高的住宅樓。他在父親打工的工地里獨自玩耍，在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瘋跑。對北京，他曾經(jīng)哪兒都不認識，也談不上喜歡。

如今，他幾乎逛過北京所有的知名景點，偶爾會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巖，坐過每一條地鐵線路，可以給老家來的親友當導游。他甚至遇到過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向他打聽南鑼鼓巷怎么走。

許多與社會問題有關的標簽，都曾在他身上貼過。留守兒童、流動兒童、農(nóng)民工、北漂……到現(xiàn)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

駱錦強不喜歡這些標簽，在他看來，這些標簽很無聊，且“具有傷害力”。“每個人都在經(jīng)歷自己的生活，談不上好壞。”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2017年回老家時，駱錦強發(fā)現(xiàn)，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傳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從村頭走到村尾，挨家挨戶，勸說所有適合生育年齡的小夫婦生二胎。

這場面讓駱錦強覺得有趣，也有些適應不來。“說讓我生我就生嗎?”他帶著點諷刺地說。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會大媽不會因此找上門來。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生育觀念，已經(jīng)離他很遙遠。

“對于中產(chǎn)階級家庭，可能會有不愿意要小孩，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但是對于打工二代來講，即使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好，至少會選擇生一胎。”在宋軼看來，這是打工者二代與城市里的中產(chǎn)階級，在生育觀念上一個“特別大的區(qū)別”。

駱錦強現(xiàn)在25歲，是一個3歲女孩的父親。女兒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沒有北京的醫(yī)療保險，從產(chǎn)檢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費。他信不過老家的醫(yī)療條件，況且“來回折騰還是那么多錢”。

有了孩子以后，醫(yī)保政策對他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孩子得個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醫(yī)藥費就花出去了，這些開銷他只能自費。

有時，他的父母也會旁敲側(cè)擊，提到再生個孩子的事兒，但駱錦強覺得，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暫時還不想考慮這個。

楊龍選擇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兒9歲了，正在北京一所公辦學校讀小學，小女兒1歲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個兒子，但這個年輕人也“沒有那么執(zhí)著”。有兩個女兒，楊龍覺得“也挺高興的”。

生二胎時，他的經(jīng)濟狀況還不錯，承包了快遞站點后，手底下最多管過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這個行當里投了十來萬元。他每天忙碌12個小時，還趕上過幾次“雙十一”，好幾天顧不上回家。

那樣的日子讓他覺得充實，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份快遞買賣2017年“黃了”。楊龍心灰意冷，“耗費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業(yè)，后來就什么都沒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選擇回到北京，去一家貨運公司當了司機。盡管城市里“現(xiàn)在也似乎沒什么發(fā)展機會”，但老家顯然“更沒有什么機會”。一樣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寧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熊易寒發(fā)現(xiàn)，第一代打工者，大多還會“對故鄉(xiāng)懷有歸屬感”。而他們的下一代，由于社會經(jīng)濟地位低下，再加上社會隔離機制攔在他們面前，“往往在家鄉(xiāng)與城市之間進退失據(jù)”。

“他們都可以稱為‘城市化的孩子’，他們自身也在經(jīng)歷一個城市化的過程，他們所經(jīng)歷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準確地說，是‘半城市化’帶來的，最終也必須通過城市化來得到解決。”熊易寒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新工人影像小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們聊學籍

他的許多調(diào)研對象，都是這樣的打工者二代。他們很多都說著流利的上海話，喜歡用“一剛”這樣的語氣詞表示驚訝。“孩子們對上海人的模仿，表明了他們對上海的認同，以及融入上海社會的愿望。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點。”

但熊易寒同時也提出了問題：“出路在哪里?他們愿意重復父輩的經(jīng)歷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后，異地務工人員流動的各種限制開始松動。農(nóng)民工進城打工潮，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之一。打工者一代填補了城市發(fā)展中的勞動力空缺。

楊龍的父親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員，1996年就離開村子去了北京，在一個煤廠賣蜂窩煤。一年后，母親也一起去打工了。等楊龍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到了香山附近，父母開始賣菜賣水果。

如今父母年歲大了，農(nóng)村仍然是他們的退路。母親帶著楊龍的小女兒在老家住著，父親還留在北京，當起了快車司機。

但對楊龍來說，農(nóng)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但凡能找到一點空隙，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進來。像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

拍攝《野草集》時，彭彭還是新工人影像小組的成員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聊天，以畫外音的形式出現(xiàn)在成片里。

一個孩子對著鏡頭問彭彭：“如果政策越來越嚴了，我們都被趕走了，這些房屋是不是沒人住了?”

“不會把你們都趕走的，”彭彭回答他，“因為還要讓你們回來繼續(xù)上班。”

這段對話讓宋軼很感慨，像玩笑話的詞句，“說出了一個城市的發(fā)展邏輯”。對話的背后，還有一些讓宋軼感到沉重而殘酷的東西。

他的鏡頭下有許多80、90后打工者，他們曾經(jīng)在打工子弟學校讀書，如今，他們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學困難的問題。“我們能看到某種延續(xù)，或者說，階層固化之后的一種延續(xù)。”宋軼說。

拍攝過程中，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緊急關停。宋軼走進教室，發(fā)現(xiàn)學生們的作業(yè)本、書包都還擱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像是時間凝固了一樣。

宋軼推測，大概是關停的通知下達得太突然，以至于孩子們沒來得及把東西收拾走。

半年以后，宋軼回到這所學校，想補拍一些畫面，卻發(fā)現(xiàn)這個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個生活區(qū)域。另一撥打工者在這里居住下來，把已經(jīng)廢棄掉的學校，改造成了一個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臥室，門口碼放著雞蛋。昔日校園里的花池中，現(xiàn)在長出的是大蔥。升旗臺和乒乓球桌上，堆滿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點空隙，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進來。像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的感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我能感覺它在打動我，可為什么打動呢?這是我問自己的問題。”這種觸動，促使宋軼給紀錄片起了《野草集》這個名字。

宋軼希望這部紀錄片能夠成為一座橋梁，讓更多人對打工者二代這個群體的思維方式有所了解。他說：“城市決策者在設計制度時，如果不覺得自己有什么問題，那就需要先建立溝通的基礎。”

熊易寒也曾在論文中寫道：“現(xiàn)行的社會管理體制一方面表現(xiàn)得較為遲鈍，對多元化的利益訴求缺乏回應性;另一方面，又經(jīng)常對社會矛盾表現(xiàn)過度敏感。”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的外地人都走了，那也意味著這座城市的競爭力下降了。”熊易寒說。城市需要數(shù)量龐大的打工者，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給城市的教育、醫(yī)療、能源、秩序維持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盧暉臨建議，盡快推動農(nóng)民工的市民化，讓那些在大城市有穩(wěn)定生計的農(nóng)民工家庭能夠真正在大城市定居下來。鑒于大城市的人口壓力，盧暉臨同時認為，有計劃地引導人口向其他城市和地區(qū)分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應當采取優(yōu)惠政策，引導打工者向大都市周邊的城市、乃至老家回流，但絕不可以采取強制簡單的驅(qū)趕措施。

前幾年，駱錦強也想過回老家，但他現(xiàn)在打消了這個念頭。在他的家鄉(xiāng)，老人們認為“年輕人就該去外頭闖蕩，掙錢”。

離開家鄉(xiāng)時，他正在讀小學三年級。從老家的小學，到城里的打工子弟學校，再到自己報名就讀的電大，他在一張又一張的課桌前流動。

他當初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以及他曾住過的“大雜院”，都已經(jīng)在這十幾年里，陸續(xù)被推平了。他的父親曾是拆掉他小學的工人之一，掄著大錘把墻壁砸倒，露出鋼筋。母親會從廢墟里挑揀比較完整的磚塊，刮掉泥灰買掉，一塊磚只能賣幾分錢。

如今，父親已經(jīng)回了鄉(xiāng)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親還留在北京，幫他帶孩子，成了另一個話題群體“老年漂”中的一員。

為了孩子上學，開了30多個證明，準備的材料，摞起來有字典那么厚

楊龍曾經(jīng)就讀的學校也被推平了。他回到當初學校所在地，發(fā)現(xiàn)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已經(jīng)消失，只有一株當初校園里的老樹還留在原地。

“也許現(xiàn)在也沒了吧。”他猜。后來他才知道，那片地方，如今已經(jīng)成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新園區(qū)。

9歲的大女兒在一所公立小學就讀。為了讓女兒順利入學，楊龍折騰了一個多月，輾轉(zhuǎn)在許多個辦公部門之間。工作證明、社保證明、居住證、暫住證……房東的房產(chǎn)證。最終，楊龍開了30多個證明，準備的材料，摞起來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緊了，小女兒上學時該怎么辦，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唄”。

宋軼注意到，最近幾年有些打工者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衡水、廊坊這些北京周邊城市上學，“鉆了一點點空子”。這個“野路子”甚至形成了產(chǎn)業(yè)，一位家長辭職創(chuàng)業(yè)，幫那些處境相似的家長聯(lián)系學校，賺取中介費。

但宋軼不確定，這條“野路子”還可行多久，他聽說，那些地方“最近也開始收緊了”。

2014年，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合作完成了一項關于“農(nóng)二代”生存處境的研究課題，其中包括盧暉臨執(zhí)筆的《北京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情況調(diào)研報告》。

這次調(diào)研發(fā)放了5000份問卷。“流二代”在京平均居住年限是15.7年，有25.5%是在北京出生的。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4.3歲，其中，有65%的時間是在北京度過。

盧暉臨在報告中提到，許多打工者二代，在成長的過程中，“參加群體性社會沖突比率較高”。他們生活中的許多大事，包括升學，擇業(yè)，往往會與政策產(chǎn)生碰撞，這讓他們內(nèi)心深處，產(chǎn)生了“對社會不公的感知”。再加上家庭、社會、學校教育的缺失，當這些年輕人把情緒外化出來，就很容易發(fā)生群體性的社會沖突。

“這意味著，這一群體的境遇，已經(jīng)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盧暉臨認為，除了盡可能提供優(yōu)質(zhì)的教育資源，也需要通過搭建平臺、引導輿論的方式，幫這個群體“以合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

宋軼選擇的方式是攝影機。在他的鏡頭之下，一些采訪對象談起了自己和同學的經(jīng)歷。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曾進過看守所、派出所。

一個年輕人向宋軼提到，他第一次被抓進去、放出來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里，從此留下了永久的記錄。有一回他開車過收費站，交了錢往前開，沒開多遠，后面出現(xiàn)兩輛警車，把他攔住盤問。他這才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別人不一樣了。

駱錦強覺得，這不但是教育的問題，也是打工者“原生家庭的問題”。一方面，打工者往往太忙于生計，忽視了對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許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對教育方式?jīng)]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打，就沒別的了。

駱錦強在電大讀的專業(yè)是幼教，如今他正在創(chuàng)業(yè)，發(fā)起了一個社區(qū)育兒互助中心。“舉社區(qū)之力培養(yǎng)孩子”，這個口號時常被他掛在嘴邊。

女兒如今讀的是他自辦的幼兒園，再過兩年就該上小學了。駱錦強想好了，要么努力賺錢，送她去讀私立小學，要么就擴大創(chuàng)業(yè)規(guī)模，把小學教育也囊括進來。

他想盡自己所能，給女兒提供最好的教育，不讓她像當初的自己一樣，沒能擁有一張?zhí)嵶x書的書桌。

火車進站時，他從心底開始激動，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

彭彭如今已經(jīng)離開了“新工人影像小組”，去一家公司當了內(nèi)勤。

對北京這座巨大的城市，他既不愿意追捧，也不覺得排斥。永遠留下或徹底離開這兩種念頭，他都沒有產(chǎn)生過，他也沒有想要定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塊打游戲，一起談理想。有的想“做樂隊”，有的想升職加薪走向人生巔峰。

楊龍的生活目標要明確得多——養(yǎng)家糊口。2016年他的快遞站點還經(jīng)營著的時候，他在開封市一個“位置很好”的住宅小區(qū)，預定了一套房子，交了5萬元的訂金。現(xiàn)在站點倒閉了，他賠了錢，還欠下了外債。楊龍想過把房子退了或轉(zhuǎn)賣，卻發(fā)現(xiàn)“退不掉了”。

上個月，楊龍換了在北京的住所，搬到一個新小區(qū)跟別人合租。之前住了三四年的公寓，幾天之內(nèi)送走了所有的租客，如今閑置著。

“房東有房產(chǎn)證，不是打的隔斷，不是臨時建筑。不知道為什么，突然就不讓住了。”新住所的房租比之前貴，他“有點承擔不起”。

楊龍現(xiàn)在只想找份穩(wěn)定的工作，貸個款，把首付交了，再慢慢還幾十年月供。他開著貨運車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這些念頭就在他心頭盤旋。

像楊龍一樣，很多打工者二代，都選擇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線城市買房。那些房子大多會閑置很多年，既是一種投資，也是他們養(yǎng)老的保障。一部分人會把孩子送過去讀書，那些孩子，就成為地級市里的留守兒童。

“一個打工者離開城市，就只是一個人。但一個孩子離開城市，往往會有一個甚至兩個家長一起離開。”宋軼也承認，一個超級大城市的發(fā)展如果不太平衡，肯定是有問題的。人口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分流，本身“沒有太大問題”。他只是覺得，這個過程，在執(zhí)行時“不能完全不考慮人的感受”。

有時楊龍也會想，去老家附近的城市發(fā)展。但他很快又會問自己，回去能做什么呢?既沒有人脈，也沒有資金，“挺迷茫的”。

在盧暉臨教授看來，打工者第二代，有較為開放的視野，但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并不都那么清晰。“雖然他們在大城市居住，但是因為缺乏政策上的保障，在居住、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缺乏支持，所以他們始終有一種不安定感。”

對于這個群體面臨的困境，他認為，在長期上需要解決教育公平和戶籍公平的問題，短期上，需要“推動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他們在就業(yè)、醫(yī)療、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權益。

許多研究者都發(fā)現(xiàn)，這些打工者二代，雖然會表示自己和當?shù)厝藳]什么區(qū)別，但在內(nèi)心深處，仍然覺得自己是“外地人”，是“老家那邊的人”。

“這種扭曲的身份認同背后，是他們對以戶籍制度、高考制度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和強烈的被剝奪感。”盧暉臨教授形容打工者二代是“心靈上漂泊”。他們憑借自身努力，想要融入城市，彌合城鄉(xiāng)差異。但“在核心性的制度屏障面前”，他們很難真正融入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

駱錦強正在為此努力。他把夢想緊緊攥在手里，一直保持著學習的勁頭。在剛剛過去的圣誕節(jié)，他打扮成圣誕老人的樣子，跑遍了自己正在創(chuàng)業(yè)的社區(qū)，一家一家送小禮品。圣誕節(jié)之前是冬至節(jié)，他設計了“節(jié)氣課”，專門換上了漢服。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幾年，偶爾回老家一趟，駱錦強也會有幾分期待?？苫厝ブ?，他又覺得住不慣，起居住行，樣樣不方便。

等他從老家回北京，火車馬上要進站的那一瞬，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在車窗外劃過，像一幀幀卷動的幻燈片。鐵軌如枝杈一般，從一條分裂成數(shù)條，指向前方的車站。

駱錦強從心底激動起來，他說：“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

張渺 (應采訪對象要求，楊龍、彭彭為化名。)